最初,我是梁文道的观众。他在凤凰卫视的节目《开卷8分钟》、《锵锵三人行》、《时事开讲》虽不是每期都看,但只要梁文道在讲,我就不换台了。
之后,我成了他专栏的读者。在《南方周末》、《一五一十部落》等发表的文章,只要署名是他,我都会阅读。
后来,梁文道的专栏文章结集出书,取名《常识》、《噪音太多》。最初我是在广州的书店发现这两本书的,等不及回到杭州买,于是,出差的手拖箱里就多了这2本书。
采访梁文道是在杭州的枫林晚书店完成的。初次见面,做过自我介绍后,他很自然地低头向我问好;简短寒暄后,他就走向书店的某本书籍,和我说抱歉,他想先翻翻这本书。
他是佛教徒,来杭州后却表示灵隐太闹,他认为那些来灵隐寺许愿的人,其实脑中充满了“贪”。他说人最勇敢的是“破执”,所谓的“执”,指的是“贪、嗔、痴”。破除这些欲念,是他要做的事。
喜欢梁文道,一个原因当然是他知识渊博(好象没有他不熟悉的领域!),而且不掉书袋!另一个原因,他的作品里面透着浓浓的知识分子气息,解析问题一针见血,还带有很多悲悯的东西。
他是个矛盾体。谦卑又敏锐;跨媒介的活跃分子,慰藉他的却是书籍;不喜欢喧嚣,却生活在最喧嚣的媒体……
也许都是爱书、爱静之人,却由于环境原因,不得不摆出一幅“口水佬”的姿态,在和文道对谈的时候,我经常会生出“知音”之感。他的一些观点我非常认同:比如他认为网络、手机等现代工具不会给沟通带来便捷,反倒带来很多废话;网民只是代表一小撮人,只是我们自己把他放大;网络催进民主的进程,但未必催生文明的进程;修行不在于姿态,在于心态,想修行,在任何地方都可以;人不要把自己窄窄地定位为一个群体,比如“商人”群体,更不是某一个群体必须要读某种书籍,而是书籍要多多涉猎,要放大自己的视野和格局。
采访很正式,聊天很放松。采访完毕,可以和文道聊聊西湖,聊聊杭州,他说每次来西湖,都会想起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,他喜欢张岱。当他听说所住的酒店“香格里拉”的位置,就是当年苏小小和情人约会的地方,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。
吃饭的时候,我们很自然聊到他的“复旦”、“浙大”演讲由于特殊原因取消的敏感问题,聊到了20年前的这个时候,聊到了“全民有意无意地遗忘历史”,聊到了无人敢写这段历史,也聊到了体制问题和作家的软弱,聊到了作协,文道认为这是迟早会消失的产物。
轻松些的话题也有,比如文道认为金庸加入作协,是丐帮帮主加入巨鲸帮;一流的大学出来的学生在思想活跃和深度方面往往不如二流大学;上海没有自己的文化和文化人,就一个余秋雨,哦,对,还有一个周立波!
这个时候的文道放松些。饭桌上谈笑风生的他,突然电话响起,他会深沉地对着电话说“你好,我是梁文道”,逗得我们都笑起来了。
吃饭的时候,他坚持不肯坐主位;离开包厢,他坚持要最后一个走。
饭后,文道还有一个谈读书的主题演讲。地点就定在枫林晚书店的二楼,闷热,没有空调,众人挥汗如雨。他诚恳地表示,如果大家受不了热,一定要马上离开。虽然有人笑,但我知道他说的不是玩笑话。
在高达38°热的房间里,文道一讲就是2小时。丝毫没有不耐烦和抱怨。
当年的那个反叛少年,因为读书不好从被父母从台湾接回香港的街头小混混,如今一身白衣,在蒸笼一样的演讲台上,淡定自若。周围都是他的听众。
他和我说灵隐太闹,喜欢虎跑,因为虎跑有泉水,还有李叔同纪念馆。在文道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突然觉得,也许有一天,文道也会走李叔同的路子吧?那个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,抛下一切,苦心向佛,普渡众生出苦海。由绚丽至极回归平淡。
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